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北平民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革命岁月里，尤其是民盟配合中共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当前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解放大军包围北平，傅作义处于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时候，党坚持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方针，北平城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民盟对傅作义的亲属、幕僚、高参做了大量工作，劝傅作义和平起义。
1948年春夏之交，从山西大学转来一位民盟盟员杜任之(山西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等职)。由于阎锡山怀疑他有“共党嫌疑”，在山西呆不下去，就从太原来到北平。通过民盟的关系，先找到吴晗(清华大学教授、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请吴晗帮助他寻找地下党的关系。吴晗表示只能接上民盟的关系，写了一个给我的便条，让他到城里找我。我当时是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我接到便条后由于不了解杜任之是何许人，心中有些疑虑，经他自我介绍知道他留学德国，是学哲学的，在山西大学也是教哲学的。最初我与他接触是提心吊胆、万分小心的。我住在北平东北城根案板章胡同一个偏僻角落，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常在我家召开，地下党的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崔月犂、张大中、张文松、赵凡、李霄路、叶克明、王汉斌等人也常来我家开会与接头。我对党承担着重大保卫责任，绝不允许在我这里出任何差错，对周围来往的人必须加倍警惕，但又不能放松工作。我与杜多次来往只谈哲学，谈辩证法、正反合，奥伏赫变(扬弃)等哲学问题。杜谈得很内行，而且把他写过的文章和讲稿给我看，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与考察，杜不象是伪装的。经过互相了解后，杜任之对我也有了认识。他告诉我在山西时他的党的联系人是王世英，王去解放区后失掉联系。杜还告诉我，由于他弟弟的关系，曾与傅作义见过几次面，有机会还想看看傅作义。我把他的全部情况报告了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同意我与杜来往，但要以民盟身份去联系。不久，山西大学搬到北平，一部分合并到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聘请杜任之作政治系主任。地下党认为华北学院反动势力压倒民主势力，色彩较灰，杜担任这一职务，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杜任之的弟弟杜敬之曾任傅作义的军医，任北平惠民医院院长，与傅办公室副主任阎又文熟识。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我军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新阶段。通过杜敬之与阎又文的关系，杜任之会见了傅作义，对傅作义谈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认为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大战是不可能的，内战继续打下去对国军不利。傅作义听完后认为大城市仍在国军手中，仍能控制战局。
杜任之访傅之后，立即来与我商量有没有策动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可能性。我对他说:“如果能够做到同傅作义和谈，策动傅脱离蒋介石，和平解放北平，使文化古城不受损失，这是一件大好事，具有战略意义。”我向地下党报告了这一动态，地下党认为机不可失，可以积极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但要小心从事。傅作义那时是“华北剿匪总司令”，虽然他对时局悲观苦闷，对何去何从犹豫、动摇，但他并不相信共产党能够信守谈判诺言，尤其是怕共产党不会宽恕他过去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10月锦州与沈阳相继解放，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此时傅作义心情沉重，郁郁不乐，急于寻找出路，他感到非谈不可了。于是接受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辛亥革命老人，解放后任天津市政协委员)的建议派政工处长、少将周北峰与中共接触，他还对刘表示希望找一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去谈。地下党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燕京大学张东荪教授是一位合适人选。张东荪与我党原来就有来往，经地下党动员后张表示愿意出城谈判。傅作义也认为民盟是一个大党，有声望、有威信，谈判时民盟作为中间人可起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于是，周北峰、张东荪带上随员和电台乘小卧车出西直门到海淀，与解放军联合司令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军提出的条件是:“华北剿总”的军队必须全部改编，统一由解放军指挥。一定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由于傅作义要求保留自己的部分兵力，而且顾虑平津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改编有困难，这次谈判未获成功。傅作义又重新陷入苦闷之中。
谈判搁浅后，地下党认为不宜久等，应寻找机会继续谈判，促使傅作义接受我们的条件。经过中共城工部研究分析，认为请刘厚同来做傅作义的工作最为合适。过去刘厚同多次在关键时刻给傅作义出谋划策，傅对刘是言听计从的。刘厚同住在台基厂傅部的联谊社。杜任之兄弟找到刘厚同，让他做傅作义的工作。动员和平谈判时，刘厚同说:“南京政府腐败，蒋介石不得人心，必然失败，目前屡战屡败不能再维持下去。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应赶快通电全国，主张和平，从北平到全国，先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但是刘又担心傅作义性格刚强，自尊心强，不会做“投降将军”。为了加紧做傅作义的工作并防止意外，城工部调傅冬菊(傅的女儿，地下党员)从天津来到中南海傅作义身边，密切注意傅的行动，防止傅自寻短见，并随时与地下党取得联系。那时国民党嫡系部队与特务在华北还有很大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就曾亲自飞到北平质问傅作义:“传说华北与中共有和谈之说，总座要求我来调查。”傅作义回答说:“绝无此事”。
我利用杜氏兄弟与刘厚同熟识的关系，几次带领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犂到西城锦什坊街油篓胡同杜敬之家接头，商量策动傅作义和平起义事宜。我们担心的是国民党特务密布城内，稍一不慎，就有被捕牺牲的危险。第一次由我引路，我与崔月犂两人骑自行车先后来到杜家，崔月犂戴着一个大白口罩，化名为李献农李大夫。几次磋商后由崔亲自去请刘厚同说服傅作义接受和平条件。中共地下电台也随时向城工部报告傅作义动态。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示地下党学委代表中共与傅作义接触。几经努力，傅作义正式派副司令邓宝珊与周北峰为代表出城到蓟县与解放军高级将领谈判，由陶铸、戎子和、徐冰等人接谈。在大军压境、围而不打、网开一面的局面下，傅作义终于接受了中共条件，签订了“和平协议”。1949年1月22日被围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到城外指定地点改编。1月31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至此历史文化名城北平未损一砖一瓦，军民未伤一人一马，获得和平解放。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党的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的典范。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对当时全国尚待解放的城市起到了示范作用。外国军事史学家曾评论说:“在军事史上，工作做到敌方最高统帅身上，了解敌方统帅的情况如此清楚，还是不多见的。”
从开始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到和平解放北平，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民盟积极配合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平解放北平是通过多渠道进行的，民盟所做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